丹东帕斯特吧谁是被举报向陈铁新行贿的全国人大代表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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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1亿元在华资产被吞还获俩罪全国人大代表贿赂陈铁新遭举报
一名美籍华人在华投资1亿多元成立公司,却被合伙人偷偷非法注销,1亿多元同时被侵吞;第二次合作,为公司赚取1亿多元

原题:1亿元在华资产被吞还获俩罪全国人大代表贿赂陈铁新遭举报

一名美籍华人在华投资1亿多元成立公司,却被合伙人偷偷非法注销,1亿多元同时被侵吞;第二次合作,为公司赚取1亿多元利润,不但分文工资拿不到,反被罗织罪名身陷囹圄;申请财产保护不成,反被合伙人告上法庭,连续两年获俩罪;证人出庭作证,惹“大老板”生气被抓,也皆因“知道的太多了”......

一名美籍华人的1亿元投资款“不翼而飞”

“我是冤枉的,我没罪。你们给我一个罪不行,还要给我另一个罪,就是因为我知道王文良太多违法的事情,王文良不想也不敢让我出去。”1月20日,在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起诉,胡铭的陈述苍白无力。半个月之后,一审判决胡铭“职务侵占罪”成立,获刑6年半,与前案累加共计13年半。

胡铭,原名胡盖瑞明,英文名HU GARY MING,1958年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美国时加入美籍,主要从事投资、期货和国际粮食贸易。

2007年末,应王文良的邀请,胡铭回国,在丹东市投资1400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1.1亿元),设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金的丹东金海源谷物有限公司(下称金海源),股东为胡铭全资控股的美国农产品贸易公司(占70%股份)和王文良的日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占30%股份),日林集团实际没有投资。

因国家对中外合资企业从事粮食贸易有政策性的限制,金海源无法从事业务,处于停摆状态。胡铭应王文良第二次邀请,担任辽宁省丹东帕斯特谷物有限公司(下称帕斯特)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文良承诺给胡铭300万元的年薪,并拥有丹东帕斯特谷物有限公司10%的股份。

谁是被举报向陈铁新行贿的全国人大代表后台2007年至2011年间,胡铭为该公司赚取1亿多元利润。王文良却以各种理由拒绝给胡铭支付工资和股份红利。胡铭开始对王文良的道德人品产生怀疑。

据胡铭陈述,因其知道王文良的一些“内部事情”,比如王文良在收购丹东港和公司经营商上有诸多违法之处,并有重大行贿行为,王文良惧怕他“坏了好事”。又因为一直作为“摇钱树”的胡铭不听王文良使唤,王文良就加快了迫害胡铭的步伐。

王文良罗织罪名,先后在北京、大连、福建莆田三地控告胡铭有犯罪行为,意图利用中国的司法手段让胡铭身陷囹圄,但是,王文良的控告并没有得逞。

申请财产保护不成反被套上俩罪名

离开帕斯特的胡铭,开始为保护美国境外资产奔走呼告。

王文良感到受到威胁,便指使现任帕斯特法定代表人李发达,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于2012年11月7日向丹东市公安局报案,称胡铭涉嫌挪用资金罪。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0月20日丹东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杨耀威就对此做出批示。

2013年9月17日,杨耀威电邀胡铭谈话。胡铭却不知,这一去就被丹东市公安局逮捕并被起诉,罪名便是挪用资金罪,起因却是2010年1月25日,帕斯特公司将50多万美元的对价366万元人民币汇到胡铭指定的帐户。

“这笔资金实为公司偿还我的期货保证金。” 胡铭讲述,为降低粮价风险,帕斯特公司在大连融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设外盘期货帐户,做大豆期货。因国内换汇手续繁琐,胡铭就先垫付了50多万美元的期货保证金。

实事上,帕斯特否认做外盘期货,以图将此罪名做实。在胡铭挪用资金罪案二审中,辩护人提供了证人的证言,证明帕斯特公司在大连融浩公司做外盘期货的事实,证人已经到丹东愿意出庭作证,但是二审法院不准许证人出庭作证。

2014年1月16日,胡铭被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上诉后,2014年4月30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月15日,现任帕斯特法定代表人李发达再次报案,称胡铭涉嫌职务侵占罪。2014年1月16日,丹东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丹东市公安局“先知先觉”,该局就此案询问李发达的笔录,1月10日就已形成。

2014年8月12日,胡铭职务侵占罪移动司法机关起诉。2014年9月9日,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就此提起公诉。

这期间,胡铭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014年8月18日,胡铭才匆忙聘请辩护律师。当辩护律师见到胡铭,胡铭除了喊冤枉,还直呼“骇人听闻”。

“职务侵占罪的根源是我在丹东帕斯特公司的93万元报销款,几乎是我在公司的所有报销费用。所有的报销费用均有公司领导签字,却全部构成职务侵占。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过去。”胡铭说。

2015年1月20日,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就胡铭职务侵占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对案件起决定作用的公司报销制度“被不存在”。胡铭是否违背公司相关报销制度,构成职务侵占罪,只要将报销费用与公司相关的报销制度一对比,即可分出报销是因公还是私自。

但要拿出这样的“铁证”似乎很困难。公诉人称:“经刑侦人员调取、核实,丹东帕斯特谷物有限公司没有关于差旅费的管理办法,也没有相关的文件或制度。”当辩护人向庭审审判长和公诉人提供有关公司确有财务报销制度的线索时,公诉人则称,提取相关证据需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认证才可作为有效证据。

2015年2月,胡铭被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再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两个案子疑点太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甚至连平常人都能识破。”为胡铭职务侵占案担任辩护律师的郭乘希和贾方义认为,无论是挪用资金罪还是职务侵占罪,构成犯罪的前提是“利用职务便利”,即犯罪嫌疑人在公司内担任合法的职务。

胡铭虽被人称为丹东帕斯特谷物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但王文良并没有给胡铭聘书,也没有跟他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给他发工资,原先承诺给他的公司股份更无从谈起。

贾方义说:“胡铭与丹东帕斯特公司不够成法律上的劳动聘用关系,其担任执行董事一职在法律上不成立。这些足以证明胡铭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所有关于胡铭两罪的证据和论证就失去了基础。”

对胡铭职务侵占案,郭乘希也认为,胡铭在公司里面付出了劳动,属于朋友帮忙,是一种互助的关系。既然如此,无论是因为私人花费的,表面上是报销,实际上是种抵偿,抵偿胡铭为公司的付出。

“作为胡铭对帕斯特所做的贡献,理当受到经济补偿。帮忙产生的费用本由公司承担。”郭乘希、贾方义认为,两罪的前提不成立,胡铭与帕斯特公司只是经济纠纷,不涉及刑事犯罪。

公安机关或涉嫌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许多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要将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分开来。如果有的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经济利益,将经济纠纷当成刑事犯罪来处理,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公正、公平地处理经济纠纷。

“要防止有的企业利用公安机关以经济犯罪案由入手,变相打击报复,干涉经济纠纷,使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平等地位。” 北京市欣融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超英说,公安部早在1995年就发出了《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明令禁止公安机关和民警插手民事经济纠纷,越权办案。

但在胡铭的两个案子中,不少站在胡铭一方的人多多少少感觉到了来自丹东市公安机关的压力。2015年1月20日,与胡铭一起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还有林晗——2008年至2011年,在丹东帕斯特谷物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一职。2月份,林晗同样被判刑,罪名也是“职务侵占罪”。

有意思的是,2014年初,在胡铭挪用资金案中,林晗作为唯一一位支持胡铭“无罪”的证人出庭作证。林晗的证言为:丹东帕斯特公司打入林晗个人账户的50多万美元,系公司偿还胡铭垫付的期货保证金。

2014年5月,即胡铭被判处挪用资金罪的4个月后,林晗便接到了丹东市公安局的电话。“他们让我到丹东一趟,说我在丹东帕斯特公司期间的费用报销存在问题。”林晗称,自己做财务工作30余年,一向以严谨著称,自己做的账目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肯定是因为出庭作证得罪了什么人。”林晗感觉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没去丹东,临时躲在表哥家中“避避风头”。2014年6月20日,林晗被几名丹东市公安机关人员从山东省日照市带走,并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拘留。

林晗的妻子阿玉亲赴丹东,愿意将“涉案”的57000元报销款交回帕斯特,以求“宽大处理”。丹东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主办警官姜本强对她说:“人家王文良差你这57000元吗?一个财务总监三年报销57000元费用不算什么,关键是态度问题。林晗一看就是老实人,出庭给胡铭做什么证啊,我看你还是去找胡律师(日林集团的法律顾问)吧。我们也不愿意抓那么多人。”

“我是以职务侵占罪逮捕的,但他们问的却是我为胡铭案做的证是不是假证?”林晗称,姜本强要求林晗对前案的证词做出解释,说是假证。

“我被送到看守所后,姜本强还来了两次,每次都说起这个事,让我写得详细一些,检讨得深刻一些。写好了给‘大老板’看,说不定看我检讨的态度,就把我放了。”林晗说,姜本强口中的“大老板”即王文良。

“我不想写,就推脱说没有纸,写不了。”林晗说,等到2014年7月25日中午,姜本强带人到看守所给林晗办批捕手续,又问他写得怎么样了,林晗只好说没纸写了,之前写坏了又撕了。

姜本强便给林晗纸和笔。“他让我写得详细一些,好好检讨,他们也不看,直接转交给大老板。”林晗说,等他写完了就交给姜本强,姜本强把“检讨书”折叠好就收起来了。

对此,林晗的辩护律师杨超英说:“一名公安局干警,作为国家侦查人员,在处理职务侵占案的时候让犯罪嫌疑人做与本案无关的材料,并明确告诉林晗要征得‘大老板’满意。这种假借公权力谋求私利的行为,到底是为谁服务?”

庭审当中,公诉人提供了三份关于林晗做假证的证词,经林晗辨认,只有1份是在姜本强片面理解林晗话语的情况下所做的证词。另外两份,林晗表示不知道。

身价过亿的全国人大代表被举报

据公开资料显示,王文良,男,1954年生,中国侨联委员、辽宁省侨联副主席、日林建设集团董事长,辽宁省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日林建设公司正式控股丹东港集团,王文良任丹东港集团董事长。2011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190名,被网友称为“身价过亿的丹东帅哥第一名”。

胡铭被判刑后,胡铭的亲属走上了申冤的申诉路。从2013年胡铭被羁押看守所,到职务侵占罪判决,其亲属不断向辽宁省检察院、辽宁省高院递交申诉材料,但均被驳回。而胡铭在看守所内,除了寄希望于申诉外,还写举报信,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举报王文良巨资贿赂陈铁新、变相侵吞丹东港。

举报信中,胡铭讲到:“我是2004年认识了陈铁新,他当时是丹东市市长,他与王文良来往关系密切。他极力帮助王文良低价收购丹东造纸厂、丹东港以及其他国有企业。在2004年夏天,我与文良陪同陈市长去美国访问,王文良在我在场时,在纽约的酒店给了陈市长三万美元,说钱不多,你自己路上想买什么就买点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送你什么。”

“之后,陈铁新在日林(集团)收购丹东港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丹东港的收购是2005年至2006年完成。王文良自己设立了两个假的外贸公司,并以一共4000万元成功控股了丹东港。陈市长还给丹东港大量土地。”“在2008年7月,我又在王文良的一号院见了陈铁新。王文良把陈铁新叫到三楼去密谈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我与王文良的助理,即他的大舅哥郑国军在楼下等着。郑国军告诉我这两箱钱要给陈铁新。我问多少钱,他说500万吧。一会儿王文良与陈铁新下楼,我和郑国军把两个箱子给陈铁新搬上了车,还挺重的。”举报信上,胡铭签字并按有手印。

胡铭亲属实名举报的帖子《陈铁新收受王文良爆料文章的巨额贿赂使数亿国有资产被侵吞》在网上流传开来。

举报帖子称,丹东港是在丹东市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后,才使丹东港的数亿国有资产被全国人大代表王文良窃为己有的。经过陈铁新的运作,王文良收购丹东港的计划得到了某位省领导的支持。调子是以外资为主,同时引进国外的管理技术,提高港口竞争力。过程中,王文良结识了美国罗森公司的罗森先生,并达成了与罗森公司共同收购丹东港的共识。据称,王文良为那位邀请那位省领导访美,共花费20余万美金。

之后,在那位省领导的支持下王文良收购丹东港变得顺风顺雨。丹东港被作价净资产2亿元人民币,即丹东市国资委占20%股份;王文良占44%股份;罗森公司占14%股份;纽约港务发展有限公司22%股份。占股份22%的纽约港务发展公司,是王文良自个在美国注册的,个中所花费的500万美元还是胡铭帮他借的。胡铭亲属提供的汇款单证实了这一点。

罗森公司对日林集团收购国家的重点战略资源丹东港产生质疑,遂拒绝以罗森公司名义出资,只是把罗森公司的名字供给日林集团在收购丹东港时使用,条件是2%的股份或等同于此股份的资金。最终在胡铭等人的见证下,王文良与罗森公司签约。为掩人耳目,王文良以年付10万美元的条件要求罗森公司给他使用罗森公司的一个账户的同时,要求罗森公司派员任董事,目的是向丹东市委市政府证明罗森公司的存在。

时间就到了2005年。收购进入如火如荼阶段。这时,王文良要正式以大股东的身份控制丹东港,须支付1.6亿人民币的资金。据说这笔庞大的资金,令王文良犯了难。于是他找当时在丹东一位回姓副市长拿主意。这位回姓副市长给王文良出主意先入资20%,即3200万元全面控制丹东港再想办法。后来经过17次资金折腾(丹东市工商局有详细纪录可查),王文良终于心想事成,将丹东港收入囊中。

根据身在丹东市看守所的胡铭于2014年5月12日,写给赫英明的信显示,2014年4月30日下午(即胡铭挪用资金案二审终审宣判的当天),上海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的夫人赫英明、现已被中纪委双规的陈铁新夫人等一行4人,在丹东市中级法院的陪审法官王旭耀带领带领下会见胡铭。

赫英明跟胡铭说:“老胡啊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别再和老王斗啦你就认了算啦老王说啦,你让家里人把网上有关丹东港的帖子全部都删除掉,老王保证在3个月内让你出来,给你弄个保外就医或着驱逐出境,你到香港呆些日子再回来就完事了。”

满怀希望的胡铭此后给赫英明回信说:“一定听从你的建议,不要与王再斗争了。”按照胡铭的要求,胡铭的家属把关于王文良以非法手段将丹东港据为己有的网贴都删除了。可是3个月之后,胡铭收到的却是丹东市振兴区检察院以胡铭涉嫌职务侵占的起诉意见书。(文/彭木子)

人民日报: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往往是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被检察机关监督发现并纠正,冤案的产生自然不可避免

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事件,在现实中时有发生,或是将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诈骗,或是将所有权纠纷认定为刑事侵占。一些地方公安经侦部门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后,动辄以经济犯罪,如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罪名,对正常的经济纠纷进行刑事立案,并抓捕对方当事人,在逼取债务或者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后,再考虑放人。

应该说,作为肩负打击经济犯罪重任的公安机关,这些年依法侦破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确实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有关企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能干预,更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问题。

其实,为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公安部早就出台过《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及《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等三项通知,三令五申强调严禁插手经济纠纷,纠正办理经济案件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

为什么总是令行不止?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办案民警对案件的定性有误,有的则是明知纠纷性质属于经济纠纷,但出于种种原因而滥用职权。同时,立法缺陷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而没有明确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往往是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被检察机关监督发现并纠正,冤案的产生自然不可避免。

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不是简单的不正之风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它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以及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漠视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必须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绳之以法。

要杜绝这种现象,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强化法律素质和业务本领,提高辨别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办案能力;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也应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纳入法律监督范围。

双管齐下,才能堵住公安机关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的漏洞,才能有效防范和避免警察权的滥用,保障市场交易的稳定、持续和安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法治秩序。(王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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